提升企业公益资源的使用效率,是第三次分配下的企业责任和担当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2-07-29 09:05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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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慈善”“公益”往往被企业理解为扶贫济困,“给钱”便是彰显爱心和社会责任,不十分关心钱给出去之后所捐赠公益项目的社会效益,更少去思考公益行动与企业之间的内在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以慈善为导向的第三次分配成为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企业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则应该开始更多地关注其公益慈善投入的社会成效,追求更大的社会效益,在第三次分配中更有担当,真正助力“共同富裕”。

实际上这种转变与国际上的慈善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早在十五六世纪时的西方商人便通过捐建和帮助救济所接济穷人,二十世纪工业化以来出现现代企业后,传统慈善也开始向现代慈善转变。两者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强调通过“捐和助”去减轻受助人眼前的苦难,实际上带有“施舍和给予”的性质;而后者更关注苦难背后的根源,希望解决苦难背后的根本问题。从后者的关注点出发,企业不仅捐赠金钱,还会投入时间和精力、社会资本、以及最宝贵的企业家才能,会更关心公益慈善的社会效益,最终目标是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当关注点转向后者时,必然对“专业地做慈善”提出了要求,而企业公益慈善行动的目标和路径,也应该随之发生转变。

慈善要专业地去做,这与澳优公益慈善基金会(简称澳优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吴少虹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吴少虹看来,企业公益慈善行动和社会责任应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应避免随意性、偶然性、甚至应付性的运作,而是要用心设计更好的公益产品,真正符合公共利益需求”,在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的采访中,吴少虹还强调,“支撑商业的最终目标是利润,而公益的目标则非常多,如改善环境,支持乡村振兴,精准营养帮扶等。相较于支撑商业的利润目标,支撑公益行动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做公益其实比商业更难”。

为了将公益做好,项目设计的底层逻辑、合作伙伴选择、如何对改善受助人群境况相关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开展工作、以及如何看待公益慈善事业与企业商业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估公益行动的社会效益,都需要深思熟虑、逐一践行。

专业地做商业,也专业地做公益

将公益慈善事业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规划,是企业推动有效公益的开始,然而这需要专业人才和专业化能力来实现。成立公益基金会是很多企业的选择,这能让企业可以更加组织化、系统化、专业化和可持续的方式,发挥企业在公益慈善事业中的作用。澳优在公益慈善方面已投入多年,在2019年正式成立澳优基金会,这让2017年便开始的“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西藏母婴营养提升公益计划”(简称“海普诺凯格桑花”计划),在提升公益投入的专业化和有效性方面,又向前走了一大步。

澳优一直专注于营养健康领域,希望将多年在该领域的经验运用到公益行动中。“海普诺凯格桑花”计划引入了广为营养界所认可的“生命早期1000天”理论,针对西藏妇幼人群生命早期1000天的机遇窗口期,不仅为西藏母婴群体提供物质营养供给,更重要的是积极传授相关母婴营养健康知识、倡导家庭规范喂养方式和养育观念,从根本上、也更长远地提升西藏母婴的营养健康水平。

专业机构组成的工作网络是保障项目理念得以落实的基础。“海普诺凯格桑花”计划不仅联合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湘雅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等专业领域的全国领先机构,也邀请了西藏卫健委、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西藏大学、西藏母子保健协会等当地的专业机构一起,共同为项目提供专业性和本地化指导。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培训村医专干作为项目核心内容,能极大地提升项目效率。通过运营知识科普、多学科学术交流等活动,受过培训的村医专干能以更专业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人均至少覆盖母婴家庭20户以上,这也为公益效果的规模化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2021年9月24日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团队在西藏自治区妇女儿童医院开展医学专业技术培训

评估监测一直是公益项目实施的难点,一方面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和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公益项目一般提供无形服务而非实体产品,对公益项目的评估也主要是对其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其评估难度较高。“海普诺凯格桑花”计划对此也进行了尝试,委托西藏大学开展项目效果评估,对藏区家庭喂养知识的知晓状况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已有两篇正式的研究论文通过发表审批。这些研究成果为后续针对性进行藏区家庭的喂养指导、知识传授,提供了数据支持,也成为项目实施和改进的方法论指导和理论支持。

从项目的理论方法,到重要利益相关方的工作网络建设,通过对受益人群的直接物质支持到知识和理念赋能,最后到项目效果评估和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项目闭环,是打造有效公益的坚实基础。

共同的价值观是关键

每个社会问题背后的成因都是多重的,为了从根源解决问题,需要所涉各方的共同努力,因此项目实施中需要对利益相关方逐一进行识别、并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让所有相关者的观念和行动达成一致,最终才有可能实现项目目标。

吴少虹将“共同的价值观”视为澳优基金会的各利益相关方能合力去实现共同目标的关键,“首先还是要看大家的价值观是否一致,是否真想在社会责任方面踏踏实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毕竟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工作才能更好的开展”。

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二病区主任黄瑞文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她是2021年开展的一次爱心义诊中的专业志愿者,按照义诊要求,她的工作主要提出就诊建议。但在一次义诊活动中,从病历报告中判断一位叫旦增的小朋友可能患有一种先天性心脏病。考虑到这种疾病在高原地区更易影响日常生活、甚至更易恶化,主动提出为小朋友提供治疗,还联系了医院同事,也就是心血管内科主任陈智教授,确保了旦增的“补心”手术万无一失,最后恢复了健康。

共同的价值观让所有合作伙伴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这是公益慈善往往更具凝聚力的重要原因。而一个卓有成效的公益项目,也将鼓舞和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参与到共同的公益事业中,为社会问题提供更多有效的解决方案。

图片说明:2020年8月16日,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团队联合西藏母子保健协会走进拉萨荣玛乡开展公益科普讲座及爱心义诊

考量公益慈善与企业的内在关系

企业在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时要不要“去企业化”,不仅是企业自身、也是很多公益从业者常常思考的问题,强调“独立性”“不做附庸”等观点一直有很多拥护者。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心中存在一种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要“低调做人”,认为如果将公益慈善事业与企业关联紧密会显得太过功利。然而,这种想法可能会在企业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时失去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很多能让公益行动更有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优势。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基金会中心网秘书长吕全斌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企业基金会与企业是“互相依存”的,在治理不独立、战略不稳定,业务无品牌和资源不多元时,轻易谈独立容易“自寻死路”。但吕全斌也反对企业基金会完全“躺在企业的怀抱里”,应该按照现代基金会的规律运作。

在推动澳优基金会的工作中,吴少虹从不回避公益行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市场经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只有企业经营发展好了,才能有更雄厚的实力,在履行社会责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这是企业得以回报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优秀的公益项目肯定可以提高企业美誉度,建立的良好企业形象也自然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稳定市场,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有意识地将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

近些年来,还有更多的企业会把CSR(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至CSV(创造共同价值),相比于传统的CSR单向地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创造社会价值,CSV则是在结合企业自身的核心技术或业务基础上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正如吴少虹女士强调了企业可以向公益慈善学习,社会责任的视角能为企业带来新启发,“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战略、产品研发和服务时,企业能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思考企业运营和产品研发中的方方面面,不断改进、创新现有流程、模式及产品服务”。

“数量”和“质量”并重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自己应该在公益慈善事业中更有担当,对社会问题有更多洞见,正在探索用更加创新的方式从根源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2003年前,企业基金会还处于萌芽阶段,数量仅为个位数,占全国基金会数量的比例只有1.2%。而截至2019年末,在中国大陆境内企业基金会达到1444家,占当年度全部7871家基金会的18.3%。同时,净资产排名前20的企业基金会总净资产达到141.2亿元。另据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数据,近年来企业捐赠在中国社会捐赠总额中占比一直在60%以上。

可见,无论是企业基金会数量、还是企业捐赠金额上,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提升企业参与公益的发展质量,积极从传统慈善发展阶段向现代慈善慈善阶段转变,将成为必然要求。如果有更多企业开始将公益慈善事业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去思考,利用追求商业效率的资源优势和能力优势,身体力行地推动社会公平的公益慈善事业,将能大力提升公益资源的效率,探索更加丰富的公益实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参与第三次分配,真正成为“共同富裕”的建设者。

南方周末研究员 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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